重庆的那些日子

爸爸的爸爸从巴南乡下来到重庆，到炼钢厂当工人。 妈妈的妈妈随了他的丈夫就是我的外公从南京国民政府来到陪都重庆，到兵工厂当主任。兵工厂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炼钢厂，退到台湾的外公刚上岸就又逃回重庆，他放不下我的外婆和他的7个孩子。
我的爸爸和妈妈于是就生在了这个叫大渡口的钢城，并且成了同学。他们幸运而不幸地成为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批大学生，虽然免去了上山下乡的苦，但进了校连老师都被抓去批斗，自然是无书可读。毕业后分配到了云南，思乡心切的父亲成天捉摸着如何回到他的故乡重庆，30岁不到的他对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落叶归根，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在精确对比过地图以后，回重庆无望的他决定先调到成都，以便日后可以更向重庆方向接近。这样，我就被带到了成都，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保证我纯正的重庆血统，我的爸爸让我的母亲回到大渡口的钢城医院生下我。
每年过年回重庆是我们家的传统而重大活动，爸爸家的5个兄弟姊妹，妈妈家的7个姊妹兄弟足够组成一个足球队，而唯一散落在重庆以外的我的父母毕是像听见号角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归队。
通常是大年30前的一天，父母就会准备好几大包的年货，把我穿戴整齐，上路了。父母都是铁路上工作的，自然沾了铁路的福用免票，但我这个小家伙没票，也难不到我智慧的双亲。划过几张站台地形图的父亲，完全了解各个出口和路线，所以他们会提前几个小时到达车站，母亲先进站接应，父亲背着我沿着车站的一直往外走到没有围墙只有铁轨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踩着铁轨的枕木一直走进站台，当然，为了不引起注意，我妈把所有行李都自己弄进去，好让我爸可以空着手牵着我以便让他看上去不像个要外出的乘客而只是个带孩子看铁路的父亲。以后当我长大到一定的个头后，我爸便给我弄了套铁路制服，让我可以大摇大摆的从车站通勤口的小门冒充列车乘务员走进去，当然，我爸要训练我从容不迫，满脸不在乎的表情来威慑住查岗的大爷。我爸教导我说，那个老头就查那些看上去慌里慌张的人，鬼鬼祟祟的人，你要做到。 每一次，我都紧张而又兴奋，好像自己是电视里的地下党员，为了革命事业化妆，闯过敌人严密的关卡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从成都到重庆的列车都是晚上发车在当时铁路还没提速前要开11个小时才能在第二天一早到达，在火车上睡觉是我睡得最舒服和享受的时候。